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中国收藏证书查询网

  如洪武元年制“皇后首饰,冠为圆匡,冒以翡翠,上饰九龙四凤,大花十二树,小花如之,两愽鬓,十二钿”。宋制令文之外的王母仙人队、云鹤等则不再添加。在实际操作中,也如宋代一般,龙凤的数目往往有所增加,或有失载于史的一些惯例(图22、图23)。

  图22:明定陵出土孝端显皇后九龙九凤冠

  图23:明孝端显皇后像

  四、由常服首饰升格而来的“凤冠”

  中国古代的传统女性礼服冠,随着明代灭亡而彻底终结。虽然已经出现凤的踪影,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凤冠,依然与以上礼服冠饰没什么直接关系。此时需要了解一个概念,即传统女性服装发展中的两个大体系,礼服和常服。以上各种均属于服制中的礼服系统,所搭配的大礼服属于“古装”模式,包括衣、弊膝、佩绶等大量传统构件,头戴传统花树礼冠。

  但晋唐以来的女性,日常生活穿着另一类型的“时装”衫、裙、帔子,首饰则随意插戴。有些场合既不属于礼法限定范畴内,又比日常生活隆重,于是在裙帔的基础上,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华丽的盛装,工艺纹样繁复精致,头上中央有时则会插戴凤鸟首饰。凤鸟也逐渐成为贵妇象征,越来越多出现在首饰上,在盛唐以来的贵妇、供养人壁画、线刻中很常见。有时还在左右插横凤首簪,垂珠结,其制或可远溯至汉代太后的“左右一横簪之,以玳瑁为擿,长一尺,端为华胜,上为凤皇爵,以翡翠为毛羽,下有白珠,垂黄金镊。”这些可以使用在非礼仪性但又相对隆重的场合,类似后世“吉服”的属性。并长期不存在于礼法制度中。从图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,这些首饰尽管华丽,但是搭配的服装依然是裙、衫、帔,而非礼服模式(图24)。

  图24:唐五代贵妇常服、盛装首饰中的凤鸟和口衔珠结的凤簪

  2001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宗女李倕冠饰?,便属于此类盛装首饰,构件中有凤鸟两翅和上扬的两尾,中央有花饰,还有若干长钗,钗首装饰小型凤鸟。由于原始位置已被淤泥挤压变形,复原时长钗被安装为十字形(图25),但原始插戴更可能为壁画所体现的横插式。晚唐五代敦煌供养人贵妇盛装中,也逐渐形成了此类中央大凤、花叶,以及左右横簪钗垂珠结固定模式。

  图25:盛唐宗女李倕墓出土的凤鸟形冠饰

  唐代日常衫、裙、帔盛装,到了五代、宋发展为大袖衫、霞帔、长裙,并在北宋进入制度,成为后妃的“常服”。明初在此基础上,制定了后妃的大衫、霞帔“常服”制度,或称“燕居服”,头上所带的“燕居冠”,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盛装模式,其最核心的构成,便是各种类型的凤鸟,以及左右插戴的凤簪,簪首垂下长长的珠结。

  明洪武初常服冠以各种类型的鸟雀区分不同等级,皇后用双凤翊龙、妃用鸾凤,以下各品分别用不同数目的翟、孔雀、鸳鸯、练鹊。不过不多时,朱元璋嫌礼制过繁,废除了帝王之下官员的冕服制度,相应也废除了皇后、太子妃之下命妇的传统礼服制度,洪武二十四年,将本为常服的大衫霞帔升格为命妇的礼服,冠制也进一步简化,统一为“翟冠”,各品级以翟数不同区分。翟即野鸡,形态上和凤鸟很接近。这样就形成了后妃使用凤冠,命妇使用翟冠的模式,延续至明末。

  比如皇后的“双凤翊龙冠”:

  上饰金龙一、翊以二珠翠凤、皆口衔珠滴。前后珠牡丹花二朵。蕊头八箇。翠叶三十六叶。珠翠穰花鬓二朵。珠翠云二十一片。翠口圈一副。金宝钿花九。上饰珠九颗。金凤一对、口衔珠结。三博鬓。饰以鸾凤。金宝钿二十四。边垂珠滴。金簪一对。珊瑚凤冠觜一副。

  其标志性特征,便是中心大牡丹花旁的两只珠翠凤、头顶金龙,以及插在左右侧、口衔珠结的金凤。尽管相距六七百年,与盛唐墓所出盛服冠饰依然接近。其余还有大量珠翠云、花、叶作为辅助装饰,甚至还包括了礼冠冠里的钿和博鬓元素(图26)。

  图26:明代皇后常服双凤翊龙冠,身穿黄大衫、龙霞帔,《孝贞纯皇后像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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